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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呈祥:文艺批评三思
2020-05-07 16:19

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仲呈祥 文艺批评要以文化自觉的姿态,摒弃过去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或捧之上天、或批之入地的单向思维,代之以全面辩证、兼容整合、具体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和谐思维,特别是要反对那种东施效颦、盲目西化、唯洋是尊、食洋不化的洋奴思维。

文化的兴衰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坚持文化自觉,才能建立文化自信,也才能健康、可持续地通向文化自强。这需要日积月累,水到渠成。当前,文艺批评理应发挥文化引领作用,从哲学高度着眼,加以充分的重视。文艺理论家仲呈祥长期坚守在文艺批评的前沿,浸润其中越久,思索也越深。

一、搞好文艺批评的关键,在坚持科学标准,即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亦即习总书记与时俱进地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

文艺批评要“为人民立言”

按照唯物史观,历史的必然也是人民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美学的也必然是艺术的,艺术是人类审美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之所以要强调历史的标准,主要是针对时下那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所以强调人民的标准,主要是针对时下那股偏离和背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倾向;之所以要强调艺术的标准,是针对时下那股非艺术化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题材决定论的创作遗风;之所以要强调美学的标准,是针对时下流行的那种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审美时尚。文艺批评标准的混乱,必然导致文艺批评实践的混乱,造成是非不明、褒贬不分。坚持科学的批评标准,理论指南就是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

冯巍:当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的时代要求,都在呼唤着“为人民”的文艺批评。这是批评家无法拒绝、也不应该拒绝的选择。您潜心文艺批评领域30余年,善于将社会热点与文艺理论共冶一炉,将历史经验与文艺现状融会贯通,对这个问题一定有着更为全局性的理解和把握。

优秀作品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逻辑起点是作品自身的品格,前者是历史品格,后者是美学品格,同属创作美学范畴;而观赏性的逻辑起点是观众的接受效应,属接受美学范畴。因此,我们不能把不同逻辑起点上抽象出的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并列在一起放到同一批评范畴里下判断,当成批评标准。那样会给人一种似乎符合逻辑的误解:好像有一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必须当成标准,这种与艺术性无关的观赏性恰恰就是凶杀、打斗、床上戏之类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这正是造成以营造视听奇观去取代思想深度和精神美感的创作倾向在批评标准上的理论根源。奇且正,是正道;奇而邪,非正途。

仲呈祥:为生活写真,为人民立言,是文艺批评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我从事文艺批评30多年领悟出的一个道理。懂得了这个道理,我就有了坚守文艺批评领域的信心和动力。文艺是满足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品质的一门“学问”。坚持以人为本,把满足人、服务人、提升人当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文艺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愈文明,社会愈进步,人对世界的把握就理应愈全面、愈完整、愈和谐、愈科学。其间,既有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历史的等多种方式的把握,也必不可少地需要有艺术的即审美方式的把握。文艺创作与鉴赏就是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反映世界,去作用于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而且,推而广之地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作为标准去衡量各种门类的文艺作品,是不科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是作用于读者的阅读神经的,并无具象,没有观赏性;音乐作品是听众用耳朵来听的,也无观赏性;至于“五个一工程”中的理论著作和文章,那就更不能用观赏性标准去衡量了。应当看到,电影界近30年来确有一种未能科学认识观赏性、清醒追求观赏性的盲目倾向。面对市场,提出观赏性需要重视是有依据的。但对于创作者说来,艺术性的题中应有之意,便是要靠作品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去吸引感染受众。所以,历届党代会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和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以“增强作品的吸引力感染力”为标准,这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把受众提升到作品的历史品位与美学品位上来。而观赏性却没有指向性,它是因人而异 、因时而变 、因地而迁 。须知,要真正解决观赏性这个矛盾,必须按范畴学规定的,什么范畴的矛盾主要只能在什么范畴里面解决。那么要解决观赏性的问题,就只能主要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而不能把它推到创作美学范畴里解决。在接受美学范畴里面,观赏性的主要因素第一个是观众,它是观赏的主体。

与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一样,文艺批评也要为人民服务,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历史观所决定的。70年前《讲话》对于文艺批评也要“为人民”的回答,至今掷地有声。“为人民”的文艺批评,要求批评家在行动上成为对人民负责任的批评家,要求批评家自觉地深入生活以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从而做到以科学的文艺批评,去培养高雅、文明、幽默、机智的审美创作与鉴赏群体,同时抵制以庸俗的市侩的文艺批评,去造就浮躁、平庸、浅薄、低俗的社会文化氛围。

马克思有句名言:再美的旋律,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都是没有用的。我的导师钟惦棐先生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再好的电影,对于不懂得欣赏电影基本法则的观众也是没有用的。他这个话讲得很深刻。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都在生产自己的欣赏对象。因此,我们首先要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养,才能解决好观赏性的问题。第二,就是要努力净化鉴赏环境。氛围是养人的。现在的环境必须净化,电影市场院线主要的黄金时段全部给赚钱的片子,优秀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好的电影片根本排不上。我们在评金鸡奖的时候,十几个放映厅除拿一个给我们看外,其他放的全是《小时代》 《港囧》之类。怎么办?环境不净化,相反却把观赏性的问题推给创作者解决。那么,我们创作者,面对着素养有待提高的受众和不干净的环境,你让他占领市场,就是刺激那些文化上不自觉、没有时代担当意识的创作者,那些一心赚钱的创作者,放弃引领,一味迎合。结果,愈如此观众素养愈败坏,鉴赏环境愈糟糕,于是,他就去生产格调更低下的作品,创作与鉴赏之间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便产生了。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时至今日,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与《讲话》精神一脉相承,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自觉、自信与自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人类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在和平时期,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现阶段,强调要高度的文化自觉,就是因为某些地方、某些人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上不那么自觉,比较盲目;强调要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是因为有的人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不那么自信,甚至于自卑;强调着眼于提高民族精神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的文化自强,就是因为有的地方与部门工作的着眼点只在GDP上。

二、要执行好标准,批评家就要从根本上在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上努力实现科学化。

文化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完整意义上的人,一方面是为一定的文化所塑造的人,另一方面又是创造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的人。在宇宙间地球上,惟有人,才能创造文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者,乃人之天下。所以,文化也是用来化人的。文化的第一要义,就是要营造氛围,一种启迪智慧、熏陶灵魂、提升素质的氛围。毋庸置疑,这些年的文化氛围被功利浸染得很厉害。人的道德滑坡、精神恍惚,都是文化氛围出了问题。

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不通,四处碰壁。为什么提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用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特别是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更吃了苦头。应当说,在战争时期,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有其合理性。进入和平时期以后,就发现这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文艺是人类审美把握的独立方式,它与以政治的、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与以历史的、宗教的方式把握世界,既有内在联系又相互独立,彼此间并无从属关系。但前几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纠正了“左”的错误,有人又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把过去的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变成了用利润方式即经济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作为一个批评工作者,我深深体会到,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要求,学习辩证法,站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把长期以来影响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自觉转化为执其两端、关注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文艺批评就可以走向持续繁荣。

经济只能致富,文化方能致强。文艺批评与文艺作品应该携手营造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氛围,使每个人都能深入其间,感受到心灵的洗涤、灵魂的升华。这种氛围体现着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文明水准,这种氛围涵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能够将精神藏富于民,成为抵御各种风险的不竭动力和智慧源泉。文艺作品不仅可以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而且可以培养善良的人性、美好的情感。在文艺创作和鉴赏上,不能从过去一度把艺术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思维取代艺术思维去把握世界的“形而上学猖獗”的极端,走向把艺术笼统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思维取代艺术思维去把握世界的“形而下学泛滥”的另一极端。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领域吃了不少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的亏。比如,在电影界就有一种倾向,一说主旋律就是拿政府奖的,不计成本,不考虑有没有艺术感染力;一说商业片就是赚钱的,想着如何去打“擦边球”,不考虑提升民族精神素质。这类现象深刻地启示我们,自觉坚持全面、辩证、发展的思维,坚持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的和谐统一,才能创造出具有较高思想品位、文化意蕴和审美情趣的文艺作品,才能有力推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局面的出现。我们必须谨记,一切文艺作品的灵魂,最后都是通过视听感官和阅读神经的快感进而达于心灵、思想深处,并化为受众的精神美感。

我举一个例子, 《光明日报》不久前为《芈月传》开会,郑晓龙这位电视剧艺术家,曾执导《渴望》《北京人在纽约》 《编辑部的故事》等作品。应该说,这是位有思想艺术追求的有才华的导演,他塑造的每一个艺术形象出来之后,都引起过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争议。刘慧芳形象出来了,誉之者众,说代表了人民对善的深情呼唤,但是也有批评的,批评者就说这个形象把妇联几十年的妇女解放工作、自强自立教育都冲淡了。这就有了争鸣,真理就愈辩愈明。当时《求是》让我写了一篇文章: 《 “渴望热”后思录》 ,一万多字,就分析了这种现象。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芈月传》出来,争议也很大,上海有文章批评它一味讲宫斗,缺失了现代性的反思。这似乎就有点极端了,因全剧并未止于写宫斗。该剧顾问、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该剧阐述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电视剧艺术家徘徊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进行审美创造,造成了一种值得珍视的文化现象,不仅是观众在议论,史学家在议论,大家都在议论。这种电视文化现象,诱发了中华民族群体性的史学热。文艺批评在其间是大有用武之地并肩负着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的。比如,好多人过去不认识“芈”字,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43个太后执过政,第一个是秦宣太后,最后一个是慈禧太后。大家因为电视剧研究这段历史,这个氛围很好,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历史修养和历史意识。这就是大家发表意见,百家争鸣。回头来看,战国、秦汉时期的百家争鸣,民族思维和民族灵性活跃。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宝贵的争鸣局面。

冯巍:文艺作品的表现对象和服务对象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必然折射着社会的心理和意识,渗透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并且持续地以弥散的方式对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产生影响。今天的文艺批评,成就很大,问题也不少。大家现在谈“问题”谈的比较多,其实是体现了批评界的一种集体焦虑,希望为文艺批评的复兴找到一条出路。但所有“问题”的关键,还是根源于批评家采取什么样的批评姿态面对作品与受众。

所以,文艺批评要以文化自觉的姿态,摒弃过去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或捧之上天、或批之入地的单向思维,代之以全面辩证、兼容整合、具体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和谐思维,特别是要反对那种东施效颦、盲目西化、唯洋是尊、食洋不化的洋奴思维。百岁老人马识途曾作隶书郑板桥名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 ,勉励文艺批评要旗帜鲜明、褒优贬劣。这种旗帜鲜明的指名道姓的批评决不是好走极端的捧杀或骂杀。

仲呈祥:国家在新形势下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倡导文化大发展、艺术大繁荣,落实在文艺批评战线的具体表现,就应该是高度重视“为人民立言”的批评宗旨,凝聚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走向文化自强。对于今天的文艺界而言,文化自觉就是要自觉认识文艺化人养心的独特功能,自觉把握文艺创作与批评不从属于经济思维和工具理性思维的独特规律,自觉践行文艺不可逃避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文化自信就是自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红色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存的魅力,自信世界先进文明中适合中国国情民情的东西能够为我所用,自信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与鉴赏的一元化主导作用。我们也拥护创新,也主张创新,但要在捍卫这些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大厦的根根支柱的同时,顺势方向去丰富深化发展,而反对逆势方向去颠覆拆卸解构。

三、要善于和谐作家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关系,要营造一种和谐的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和氛围环境。

文化氛围出了问题,文艺批评界是有责任的。检视我国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文艺批评,其滞后于创作、不很健康的现状,不仅是人民群众,就连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在内,都颇有微词——有的批评趋时媚俗,将科学地评判作品优劣得失的神圣职能,跌落为评功摆好、庸俗吹捧;有的批评浮躁起哄,人为地制造热点,将引导创作健康发展、升华大众审美情操的社会责任,蜕变为随波逐流、浅尝辄止;有的批评东施效颦,或食古不化,或食洋不化,将东西方八面来风、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损毁为不分良莠、削足适履;还有的批评也许是出于对过去极“左”思潮影响下,那种动辄把文艺批评搞成大批判或无谓论争的厌倦,将健康的文艺批评也斥为棍子而加以排斥。于是,文艺批评的舞台看似热闹,常常是你未唱罢我就登场,但实则生命力不足,甚至丧失了鲜活灵动的生命之魂。

艺术养心,氛围养人。我上世纪80年代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论作家与批评家》 。我的导师钟惦棐和上海的谢晋堪称至交,两个人情深谊厚,谢晋每有新作,从《天云山传奇》到《芙蓉镇》 ,都到京请教钟老。在振兴巷6号钟老家,他们两个老头于葡萄架下对酒当歌,他们都是酒仙,推心置腹,无话不言。但是他们到了研讨会上,却是不留情面,刺刀见红。比如,钟老在《谢晋电影十思》中就入木三分地做出了“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的评价,既肯定了谢晋紧跟时代执导《女篮五号》 《舞台姐妹》 《红色娘子军》 《天云山传奇》 《牧马人》 《芙蓉镇》等优秀作品,也批评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他也执导过“打走资派”的阴谋电影《春苗》 。此谓“时代有谢晋” 。而钟老故去后的历史更证明了他判断的预见性,因为谢晋晚年执导的《清凉寺钟声》 《老人与狗》 《女儿谷》等多少旨在赶时髦、受西方深挖“人性深度”影响的作品,确实缺少了对中国现实独到的思想发现和审美发现。此谓“谢晋无时代” 。谢晋读后,深受启迪,思之良久,夜不能寐,他深夜打电话告诉我:你导师一句话够我想一辈子,受用终生呀!

另外,“文艺不迎合观众迎合谁啊?”这种流行论调,未免失之轻率。乍一听,如果从“二为”方向之“为人民服务”的维度来理解,似乎说得过去,但实质上却是以“为人民”之名,行“伪人民”之实。这种迎合论,容易导致一些作品消极地适应当代观众中尚存的那种落后的审美心理和情趣。而这种消极地适应,无疑强化了有悖于现代化进程的落后的审美心理和情绪。于是,被强化了的这种审美心理和情绪,又进而反过来刺激创作者生产文化品位和审美情绪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这样,文艺的生产与消费之间部分地形成了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恶性循环。

谢晋的《天云山传奇》是根据鲁彦周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的是反右斗争中一位叫吴遥的地委副书记,为了把手下的漂亮女干部宋薇抢到手,居然把她的丈夫罗刚打成右派,然后借“划清界限”逼宋离婚改嫁给自己。影片上映,影评界反映强烈。赞之者称“深刻得很” ,揭示了“左”的历史渊源;但批之者说“反动得很” ,是诬蔑共产党的。钟老连夜给《人民日报》赶写了一篇影评《预示着矫健发展的明天》 ,指出: 《天云山传奇》对生活的怨尤,引来了人们对《天云山传奇》的怨尤。怨尤之于怨尤,在我看来都是不必的。但人们不能因此否认生活中吴遥们的存在。历史是不能道德化的,即便不出吴遥,也会出张遥、王遥的,历史是由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诸因素的合力铸成。而艺术反映历史,往往要经过道德评判这一中介,艺术甚至离不开道德评判。他主张要辩证地把历史分析与道德分析综合起来。此文既出,两种极端之论都平息了。钟老与谢晋,堪称是批评家与作家关系的楷模,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效法。

纵观历史,“花雅之争”古已有之,“普及与提高”更是时代命题。是让欣赏者“高攀”,还是让文艺创作与批评“低就”而丧失引领?这是任何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无法绕过的、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客观地说,欣赏者的审美品位并非整齐划一,但文艺创作应当防止“尾巴主义”,那种“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以“迎合”的形式来“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是十分错误的。如果文艺批评无视创作中对于一部分人的艳情化、娱乐化需求的一味迁就,那么,就是在纵容那些肤浅的作品让欣赏者止于养眼而无益于养心、止于视听快感而错失诗意美感,甚至是花眼乱心、败坏性情。批评家应该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双慧眼,辨析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这才是文艺批评“为人民立言”的正确选择。古今中外的经验反复证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既反映人民精神生活、又引领人民精神世界的。

文艺批评要有宏阔的哲学视野

冯巍:文艺批评的失语现象,确实是中国当下文艺生态环境中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失语”这种说法,既是文艺批评对于自身失去了引领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现实效力的慨叹,也是文艺批评对于自身道路一度跑偏、跑窄的历史教训的反思。

仲呈祥:失语,就是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存在价值,失去了合法性。当然,批评家没有权力对文艺创作随便指手画脚,更没有权力强迫欣赏者选择“法定”的文艺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放弃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即引领文艺创作与鉴赏求真、求善、求美。文艺批评放弃了追求真善美的“失节”,就是“失语”的真正根源所在。

历史证明,一部优秀文艺作品的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产生,即其价值的最终理想实现,不仅凭借作品自身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而且有赖于作品面世后批评家们辩证的哲理思辨及其指导下的科学的文艺批评。对作品做出实事求是、入木三分的科学评价,才能超越作品实现感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升华,也才能帮助欣赏者提高审美修养。读点哲学,悟点历史,懂点辩证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哲学管总,氛围养人。文艺批评要加强哲学关注,要提倡批评家从哲学思维层面考虑问题。文艺批评有了宏阔的哲学视野,就能够敬畏历史、珍惜今天、放眼未来,也才有可能重新赢得鲜活的批评生命力。

近年来,文艺创作上出现了“过度娱乐化”倾向,还被美其名曰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这种现象看似有理有据、缘由复杂,但从哲学思维层面深究,根子就是哲学思维的钝化甚至缺失,导致文艺创作在指导思想上出了毛病。具体表现在文艺创作上,就是从过去一度忽视作品审美化艺术化程度的公式化概念化、忽视观众娱乐快感的说教化教条化的极端,跑到以视听感官的娱乐刺激冲淡甚至取代精神美感、以大制作大投入“营造视听奇观”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极端;从过去一度盛行的“高大全”式的伪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非英雄化”的极端;从过去一度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极端,跑到违背唯物史观、失度讴歌帝王将相历史作用和把才子佳人当成审美表现的主要对象的极端;从过去一度把“人性”、“人道主义”列为创作禁区的极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审丑”之能事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寻求“娱乐”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混淆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界限的极端,跑到随意解构历史、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的另一极端。凡此种种都导向了“过度娱乐化”,都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

文艺批评对此既不能居高临下、大话套话式的指责满天飞,也不应该取悦低俗、津津乐道于某些局部或细节的引人入胜,而是必须入情入理地进行总体分析。不仅要在捡起芝麻的同时不要丢了西瓜,而且要在珍惜美玉的同时不忘点明瑕疵。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思维失之毫厘,必然导致创作实践谬以千里。马克思说:“人类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文艺批评只有立足于哲学思维,才能够在“治本”的层面上根除“过度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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